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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自2012年2月始,《中华读书报》特别开设“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学术随笔专栏,将次第选录本课题研究者之学术随笔,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今在人教网上以专题形式再现之,以飨关心我国教科书事业发展的各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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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期

《中华教育界》:民初教科书改革的先锋论坛

王 博

在民初教科书的变革进程中,有一本教育杂志值得大书特书,它就是1912年元月25日由中华书局创办的《中华教育界》。该刊历经整个民国时期,于195012月最后???,共出版发行29322号,与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期刊史上的“双子星”。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华教育界》“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发民初教科书变革之先声,不仅推动了中华书局教科书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而且见证、纪录和推动了整个近代中国教科书的编撰、发行、革新的流程,为中国教科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合乎共和民国宗旨

 

1912年,《中华教育界》创刊号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敬告民国办学诸君》、《敬告民国教育总长》等文章,并刊载了《中华书局宣言书》,大力倡导共和国教育的新理念。这一举措,显然是该刊对民国教育新政的热情回应。

 

119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规定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编撰理念是教科书的灵魂和生命,《中华教育界》的同仁深谙此道。

 

在《敬告民国办学诸君》一文中,作者何振武对清末教科书予以无情批判,对共和国教科书的编撰进行了展望。他说,“近年学部及民间编辑之教科书,表满虏之武功,隐满虏之虐政……不过欲令吾人永奴隶于异族而已”?!懊窆逃匝晒埠凸?,决非养成忠虏之奴隶,而下手之方法,首在改用教科书。民国有出版者,固可不劳而获益。即使无之,亦当自编讲义,断不可袭用清代养成奴隶之教科书也?!?/SPAN>

 

《中华书局宣言书》刊发在创刊号这一期的附录栏内。文章慷慨激昂地写道:“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蔽恼铝谐隽酥谢榫纸炭剖榈乃拇笞谥迹阂皇恰把芍谢埠凸瘛?;二是“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是“注重实际教育”;四是“融和国粹欧化?!?/SPAN>

 

这些主张在民国初期产生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热情呼应。比如,学人侯鸿鉴撰写了《改订教科书之臆说》一文,刊发在《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8号上。文章认为,民国教科书“必以完全教育的眼光从事编辑”,注意融入“世界观念”、“军国民教育”、“国粹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和理念。

 

此后,每一次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大改版,《中华教育界》都会将其新的教育理念刊布出来。这些对于教科书编撰理念的论述及宣示,加速了民主、共和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渗透,加深了人们对于新版教科书的理解和认同。

 

实施教育贵有良教科书

 

1914年,《中华教育界》曾在一则悬赏征集教授案中谈到:“教育之实施,首贵有良教科书?!钡娜啡绱?,民国成立,政体更换,教科书该怎样应对?课程嬗变,理念一新,教科书该如何适应?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教科书编撰的思路和策略,关系到教科书的质量和生命。

 

在《中华教育界》关于教科书的论述中,绝大部分篇目都论及了编辑教科书的思路和策略。有的文章讨论了教科书编辑的程序,有的文章讨论了教材选择和组织的标准。

 

比如,恽代英撰写的《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指出当时教科书的四大问题:“现有教科书是为教授的非为自学的”;“现在教科书是为演绎法的非用归纳法的”;“现在教科书是彼此独立的不是相互联系的”;“现在教科书是合学理的非合实效的”。作者认为,教科书变革有赖于正确的教育宗旨:“我的意见,以为中学教育,是养成一般中等国民应有的品格,知识,能力的教育。按照这个思路,作者分学年度对中学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谬文功的《国文教科书之批评及其改良方法》则指出了以前国文教科书编纂的四个方面的不足,即“以文字之长短配合年级,其道不适也”;“以作者年代先后配合年级,其道不适也”;“以文体配置,其道不适也”;“以文品为次,如清雅、雄直之类,其道不适也”,并认为应该按由浅至深的原则编排国文知识的序列,“再合以心理发达之程序”,从“文之形”、“文之音”、“文之义”、“文之法”几个方面着手,科学编辑各级国文教科书。

 

特别要提到的是,民国成立以后,西方儿童中心理论逐步传入中国,如何从“从儿童心理出发”编撰教科书,成为《中华教育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其中的许多观点至今读来仍觉耳目一新。比如:恽代英的《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指出“教育便是心理学的应用。所以我们教材的传习,心理学的关系,最为重要。我们真要改编教科书,应该一是都以学生心理为主,打破论理的次序,建设心理的次序”。唐珏的《编辑小学教科书的程序》一文,特别强调 “教材之排列合于儿童之经验及便于儿童的学习”,“不要以成人之眼光为根据”,“须向心理学上及实验上求帮助”。

 

《中华教育界》的作者和编辑,相当一部分就是中华书局教科书的编辑,他们既是当时学界的“意见领袖”,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写与审订,他们的意见和声音最能切合时弊,故最能引起教育界的认同和共鸣。

 

教科书改造须得大家合作

 

优秀的编撰队伍是教科书得以创新的基本保证。而清末学部主持编撰的教科书质量太差,根本不能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原因是清末学部编撰队伍的官场作风和教育学识的缺失。191321期,《中华教育界》刊发了江梦梅的《论现行教科书制度与前清制度之比较》一文,对清末的编辑队伍作出深刻的批评。在《中华教育界》的编者看来,教科书的编撰人员应该有丰富的“教育学识和经验”,没有官气、敢于创新。

 

恽代英的《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对教育界同人改造现有教科书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是“不要为不肖心理所乘了”。他所说的不肖心理包括两种,即“虚荣心”、“苟且心”。第二个建议是“不要太自信”,莫把教科书的改造“太看容易”。第三个建议是“莫忘了真正的教科书改造,须得大家在一个目的之下同力合作”。他认为对教科书进行改造,“不可不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要先有毫无客气的磋商批评精神,要意志统一,感情融洽。大家承认我们这所做的事,是人类的大努力,是纳教育于轨物之中的空前大事业,我们便是分工的工作者。这样,中学教育,才有个彻底的纠正;中学的教科书,才有个彻底的改造”。

 

唐珏发表了《编辑小学教科书的程序》,认为编辑小学教科书的事体很大很重要,编写人员有八个“要知道”:“要知道现在教育之目的”;“要知道现在的教育学说”;“要知道教材的功用”;“要知道各科特殊的目的”;“要知道选择教材的方法”;“要知道教科书的功用”;“要知道排列教材的方法”;“要知道表现材料之方法”。

 

期收集思广益之效

 

为推动教科书的编撰创新,《中华教育界》十分注重开门办刊,经常在刊物上登载启事,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教材(教授之材料)及教科书编写意见,以“谋编辑之进步,奖学者之研究”。

 

比较有影响的教材征集活动有《中华书局大征文》、《中华书局征集高等小学国语读本材料》、《中华书局新中小学教科书征求意见及教材》、《实验小学爱国教材号征文启事》等。每一次征集活动都会详细列出几个主题,比如第323期《中华书局大征文》共有12个主题,其中关于教材的征文内容有4项:“中国公民读本编纂方法及要目”;“小学国文教授分读本文法、习字、作文,述其方法及教材要目”;“中国地理素鲜善本,中华地理全志虽称完备,然论误之处必不能免。试拟本省地志,以二万字至五万字为度,以作将来编辑中国大地志之材料”等。

 

这里重点说一说《中华书局征集高等小学国语读本材料》征集活动。根据教育部的规定,1920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国语》,为此,国语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扩大国语教材征集活动的影响和范围,《中华教育界》不仅自己在93期刊载了教材征集启事,而且还争取了当时富有影响力的《申报》的支持,同时刊发了这则启事。启事说:“高等小学用的国语读本,是从来没有的,我们现在正在这里编辑;不过少数人做的文字,未必能篇篇都好,所以特为登报,请教育界同志,各人做几篇,以便选用?!饧略诮逃镄律?,关系很大,盼望大家尽点心力?!薄吨谢逃纭返?span class="cmez">10卷第9期公布了这一次征集活动的结果,最终有30篇文章获得奖励。

 

教材征集活动拓展了教科书选材的来源渠道,而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编撰意见和建议,则开阔了教科书的编撰思路,刷新了编撰者的文化视野。

 

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学制改革方案,即后来影响深远的“壬戌学制”。学制改了,“教科用书自应改革”,“念兹事体大,极盼海内外同志匡其不逮,爰拟征求意见及教材,期收集思广益之效”,于是《中华教育界》第1111期刊载了一则启事,就学制改革后教科书的“读法应如何改良,教案应如何编制”、“读本之编制及分量如何方适用”、“算术教材各学年当如何分配”等,广泛征求意见。

 

可以说,每一次教材改版,《中华教育界》都要主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一些好的主张,《中华教育界》不惜版面予以刊发。第116期,该刊还组织了一次教科书专号──《儿童用书研究号》。

 

《中华教育界》是中国近代史上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之一。在民国初期,它和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出版事业互相依托、互为动力,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当时,有关教科书改革的最新动态、最新锐的观点、最前沿的理论,都能在这本刊物上找到,因此说它是民初教科书改革的信息源、思想源、动力源,一点也不为过。

 

 

    (本文作者系《教育测量与评价》杂志社副社长、编辑部主任,教育学博士)

出处: 《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16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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